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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庞余亮
在江苏兴化参加文学活动时，我认识了庞余亮。他个头不高，不苟言笑，略长的刘海蜷曲着斜过额头，眼镜后面的目光严肃认真。参会人员名单上，他当时的身份是靖江市政协副主席，但他的发言是会上最有诗意的。后来，我从他的发言稿中摘选了几句观点，便感觉那篇报道因诗性而与众不同了。
后来得知，庞余亮果然写诗，而且居然写了多首。他16岁考入师范，18岁当乡村教师，成了“小先生”。
他的《小先生》是一本充满爱与温情的乡村教师手记、一本写在备课笔记背面的奇妙之书，也是一卷带着粉笔灰指纹的爱的散文诗。作者用童心发现童心，以灵动的文心映亮了寂寞中的乡村教育。他从自己的第一个教师节开始，记录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一个个充满童真童趣的瞬间，一幕幕发生在孩子生活中的故事：跳大绳的女生、啃手指的男孩、淘气的纸飞机、欢笑的泥操场，故事充满了青草的味道。
“我很期待《小先生》像那颗在乡村学校冬夜里靠煤油灯慢慢煮熟了的鸡蛋，”庞余亮说，“以此献给所有为乡村教育默默奉献的老师们，献给一批批在乡村教育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孩子们。他们是我精神的背景，也是我人生永远的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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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小先生》的写作起意有故事吗？
庞余亮：《小先生》的起点在煤油灯下，我记下了《一个生字》。那是学生们的第一个故事。那时的我，刚学会像老先生那样，一边在煤油灯下改作业，一边吊起一只铝饭盒，利用煤油灯罩上方的温度煮鸡蛋呢。我想起了白天犯下的错，有个学生问我：“小先生，小先生，你说说，这个字怎么读？”我真的不认识那个字。我的喉咙里仿佛就堵着那颗不好意思的鸡蛋，紧张，惶恐，心虚。我有个优点，知错就改，不想第二次犯下同样的错误，于是开始记录学生们的故事，慢慢素材就这样多了起来。
中华读书报：《小先生》以及你后来的写作也融入了您很多的经历，在写的过程中是否感到非常亲切？
庞余亮：在这15年中，我完成了《小先生》，还完成了一部童话集《银镯子的秘密》。这是我最基本的文学自我训练。15年就像一根缆绳，把我紧紧地系在了最扎实的生活底座上。有时候，浮躁或者空虚缠上我的时候，我就去想这15年，这15年的黄金时代，肯定是我最重要的生活，也是我儿童文学创作的源头。那15年的小先生，足够我挖出更多的宝藏。
中华读书报：《小先生》是一卷爱的散文诗，把学校写得非常美，可它真的这么美吗？
庞余亮：这个美存不存在？肯定存在。比如，我觉得晚饭花开的时候，地球的中心就在我们的乡村学校。不同人看待同一事物往往有着不同的视角，其实再简陋的日子里也有哈利·波特的九又四分之三站台。鲁迅和周作人都写过百草园。周作人看到的百草园是由几棵树、几个粪坑与瓦砾堆砌而成，但鲁迅笔下的百草园便是发现了那个通向魔法学校的站台。“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乡村学校的爱与成长是会发光的，我想通过《小先生》把这15年的光储存起来，就相当于把所有光亮的萤火虫放在一起，做一盏能够照亮乡村学校的灯。
中华读书报：您是怎么得知《小先生》获得鲁奖的？
庞余亮：8月25日上午，我正参加一个会议，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是南京一位记者打来的，问我获奖的感受。我这才知道自己获奖了。我一下记起了在乡村学校冬夜里靠煤油灯慢慢煮熟了的鸡蛋，回家我给自己煮了一颗鸡蛋表示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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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十五年的乡村教师生涯，给您带来怎样的影响？
庞余亮：每一种生活都是在重复，乡村的日子尤其缓慢，但这15年缓慢而寂静的生活里，有着其他生活所没有的惊喜，比如晨曦中打扫卫生的少年们，他们的影子和树木的影子“绘”在一起的清晨图。比如学生们散尽，我在读完书之后的12点，站在合欢树下，合欢花调皮开放的香气——我总觉得这调皮是属于我的，学生们不在学校里，学生们发现不了的我的调皮劲。
离开那所乡村学校的时候，我的好朋友，诗人孙昕晨送了我一句话：你听见寂静了吗？这句话我一直放在心上。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像在乡村学校里那样，能够奢侈地享受那乡村校园的空旷和寂静。也可以这么说，那15年的乡村校园的空旷和寂静，还在继续“喂养”着越来越喜欢回忆的我。
当时学校给我分的课很多，一周有16节，当时没感到累，还觉得上课很好玩。原因还是野性而天真的孩子们，后来我在写备课笔记时，一般只写每一页的正面，空着反面，准备记下讲课中的新想法或备课中的不足，后来的确记下了那些，但也记下了孩子与同事们一个又一个小故事。当时不知道这是宝贝，是闪耀的钻石，是诗意的钻石，没想到多年后我会将这些故事整理出来。这也充分证明了一点：只要你认真对待生活，生活就会认真对待你。
中华读书报：您的作品，尤其是《小先生》承接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人的发现”“儿童的发现”两大主题，写作的时候，也是有意识地体现“教育”的主题吗？
庞余亮：我对这样的发现，并不是自觉的，而是自发的。
我在《小先生》自序里讲了上第一节课的情景，从惊慌到镇定，唯一拯救了我的是孩子们信任和期待的目光。我从小到大，个子很小。上了师范，跳跳蹦蹦，个子依旧没长高多少，又是学校里年龄最小（应该也是体重最轻的）的先生，很害怕“镇”不住学生，想不到后来的教学生活中，作为小先生的我，反而从孩子们那里学到了很多很多。
乡村生活和乡村教育没有更多的功利，是实实在在的。乡村孩子们在我的面前，是最为清澈最为自由的水。我认为，必须向最清澈的最自由的水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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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您早期写诗，最初的诗歌发表过吗？
庞余亮：从6岁上村小开始，我这个人就注定与“小”密不可分——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个子最小的学生，也注定我是全班排队排在第一个，座位也在最前排的那个小个子学生。16岁那年夏天，我糊里糊涂上了师范。两年的师范生活一晃而过，18岁那年毕业，还没懂得分别的伤感，就分配回到了兴化。
上师范的收获，就是让我疯狂爱上了读书和写诗。我那时还不太懂分到乡村的意义，就觉得有拿工资的地方了。当时坐了很长时间的船，那里没有公路，四面环水。四小时的船程后，到达了工作的学校，一见面就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有人都在看我，就像看西洋镜：这么小的小先生。但他们不知道我是一个爱写诗的小先生，后来我写诗的秘密是被学生发现的。从那时开始，我就不定期跟学生介绍我读到的好诗歌。我的诗歌处女作是在发表在安徽《诗歌报》上的，题目叫《话说秋收》。
中华读书报：在您的成长过程，受哪些作家作品影响比较大？
庞余亮：我受到汪曾祺的影响比较大。汪曾祺的家离我们家很近，我们老家在解放前就属于高邮。所以我天然就对汪曾祺先生亲近。因为没有更多的绿化经费，爱美的老先生们就带着我们在校园的各个角落里种满了红的黄的晚饭花。晚饭花开了，就意味着要放学了。然后，晚饭花就成了我的学生，我的读者，我的伙伴，我就捧着汪曾祺的《晚饭花集》对着晚饭花朗读，这是一本我读了不下30遍的书。我相信，汪曾祺先生那些有晚饭花香的文字，早已一颗颗种到我的生命里了。
除了汪曾祺，还有施耐庵的《水浒传》、儒勒·列那尔的《胡萝卜须》，古尔布兰生的《童年与故乡》、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奈保尔《米格尔街》的影子，《小先生》中真的有他们的基因。
中华读书报：您曾谈到自己的写作在30年前完全不一样，30年前比较粗糙、凹凸不平，之后逐渐开始精致细密，归根到底是因为“学会了像燕子筑巢一样日积月累地训练和积累”。能具体谈谈吗？
庞余亮：我学会了尊重文学。我们每个作家的生活素材就那么多。如果匆匆写就，对不起生活，对不起自己，更对不起文学。我有过这样的教训。《小先生》最初的素材有50多万字，第一稿有28万字左右，可以出版。但我还是不满意，继续修改，在修改中更理解文学的辽阔，为了无限接近这种辽阔，我的修改时间变得很漫长，前后又花了15年左右。《小先生》也从原来的28万字变成了现在的12万字。
中华读书报：您曾出版长篇小说《薄荷》，童话集《银镯子的秘密》，散文《半个父亲在疼》等，不同的体裁对您来说是否也有不同的感受？
庞余亮：这不是因为我有写作的天赋，而是要感谢我遇到的一本又一本好书。我喜欢读书和琢磨。年8月，记得我离开了拥有图书馆的师范，开始走上社会。很庆幸的是，毕业之前，一位老师告诉我，你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知识结构，要学会成长，得自己逼着自己读书，给自己补上社会学、史学、哲学和心理学的知识，除此之外，你还得把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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