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天马
父亲在我面前还应该有一个称谓
——我家小院里的那些事儿（三）
“红灯笼”讲的是四岁第一次留下记忆的事儿，“举家东迁”讲的是五岁的事儿，这样推下来今天就该良六岁的事儿了。我小学是八岁上学，六七岁正是学龄前，那个年代农村没有幼儿园，更谈不上“学前班”，就农村孩子来说，我进入学习状态是比较早的，准确地说就是从六岁开始。
说父亲在我面前还应该有一个称谓，那该是什么呢？是老师，是我学习刚入门儿的启蒙老师。尽管那么多年从未叫过，但在我的心目中，父亲确是我名副其实的恩师。因为父亲在私塾先生那里学过“两年零一冬”的私塾，所以教个“学龄前”还是绰绰有余的。
我毛岁六七岁，应该是五八年、五九年那个样子，那个时候农村生产队里实行办“扫盲夜校”，父亲“两年零一冬”的学历，在他们那茬人来说，文化算是最高的，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是一个大字不识的“文盲”。“夜校”一周要开两三个晚上的课，学习内容主要是汉字、汉语拼音，还有简单的加减乘除法。父亲对孩子的学习格外重视，对我这个他寄予无限希望的老儿子，他当然就更“上心”了，于是我就成了生产队夜校的“插班生”，每天晚上父亲去“夜校”就一定要把我带上，晚上学完再把我带回家。当时，我虽然是个“插班生”，可跟那些一个大字不识的成年人比，脑子比他们灵活得多、聪明得多，再加上父亲给我吃点“小灶”，我的学习在“扫盲班”里绝对是名列前茅的。
有几年，父亲在队上还挂着“政治队长”的头衔，这样就用不着跟那些社员一样干“上趟子”活，这样他白天也可以抽出一些时间，把我的那些发小儿集中起来，办个“学前班”，学习的内容跟生产队里的“扫盲班”差不多，考虑到孩子们入学后的需要，父亲着重强化了学习汉字和汉语拼音。我到今天都纳闷儿，父亲的汉语拼音是从哪里学来的，即使他读过“两年零一冬”的私塾，那还是在旧社会，汉语拼音则是国家解放后推行汉字改革才推出来的。然而，父亲不但懂汉语拼音，而且基本功非常扎实，什么声母、韵母，拼法，他都搞得滚瓜烂熟，估计当时他还有自学的门路。
父亲教书，懂得什么叫“审时度势”，对生产队那些社员他要求就松一些，大家学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在他的思维里，那只是“扫盲”而已。对我们这帮“小崽子”可就不一样啦，那他绝对够得上是“严师”，上课的时候很少看到他的笑脸，有人不好好听讲，或是违反纪律的，他就像过去私塾先生一样打手板的。
我们这个“学前班”有十多个“学生”，我虽说是他的亲儿子，可他对我也从不“客气”，学得不好或是违纪了，照打“手板”没商量，尽管我没有作过统计，估计在那期间我被打“手板”的次数一定是最多的。挨打归挨打，我扪心自问，在父亲面前，我不一定够得上是个“好儿子”，但我绝对是个“好学生”，上课认真听讲，课堂上做到规规矩矩，绝不“乱说乱动”，有时候挨父亲“手板”，我明知道父亲是为了“整顿”“班级”，为的是给别人看，我只是一个“无辜者”，我也能够做到“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假如我们那个“学前班”也正式巴景搞评比的话，那我一定够得上一个当之无愧的“三好学生”。
在“扫盲班”、“学前班”，我是父亲的学生，回到家里，父亲既是我的“严父”，又是我的“严师”，每天都要给我留好多的作业，他在我的学习上从来不“耍官僚”，对所有作业都是有布置、有检查，除了要看作得对错，还要审查字写得规不规矩、作业作得是否规范，并且时常用“优秀”、“良好”、“及格”来为我作出鉴定。
父亲在家里为我准备一张小黑板，让我用来练粉笔字，黑板上每天必须有更新，父亲下工回到家里一定是要检查的，偶尔还会评论一下写得好赖。这种学习方式整整持续了两年，一直到我上学为止。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是不大懂学校的规矩，我上学当时完全可以直接上二年级，文理两科绝对具备二年级的水平。特别是粉笔字的“板书”，那绝对是“巴巴地”，还有汉字和汉语拼音，我学得都是十分扎实的，包括到现在自己用手机，都很习惯使用拼音输入法，熟练程度当在“高等”水平之上，这都是父亲为我打下的坚实基础。
回想起来，父亲在我学习方面，积极为我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还想办法利用自己的条件和能力，为我开设“学前班”，在我学习问题上可谓是煞费苦心。可惜的是，我没有像父亲所期望的那样，圆得了自己的大学梦，这虽然有文革特殊时期的客观原因，但当我想起父亲为我所做的一切，当我认真思索父亲在我身上所花费的心思，仍然还是不能原谅自己，总觉得自己的一生愧对了父亲的厚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