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几位老师
从小学到大学，教过我的老师有几十个。离开学校已经几十年了，有的老师已经忘记名字了，面容也已经模糊不清了了。但是，有些老师不仅记的名字，他们那时的音容笑貌还记得清清楚楚，下面我就写几位记忆还深刻深刻的老师。
刘培文老师
刘培文老师是我初一时的班主任，教我们数学。刘老师当时二十七八岁，是民办教师。他有一米七多高，骨骼大，身体健壮，大手大脚。他的眼睛很大，说话的声音也很大，沙哑的嗓音讲起课来很远就能听到。刘老师上课很严，有时也体罚学生。他讲课时，如果有人做小动作，手中的粉笔头就会像子弹一样飞过去，打到说话的学生身上。
下了课，他又变成另外一副样子，喜欢在教室里和学生们交谈，不喜欢回办公室。他坐在桌子上，和学生们说电影，讲笑话。有一次，他正和我们谈着电影《风雪大别山》，忽然问我一道数学题，（a+b）xc怎么解？我很快就在心里做完了，但是没有告诉他，仍在和其他人一起说电影。过了一会儿，刘老师不再说笑，问我解出来了没有。我告诉了他，他频频点头。
上课时，他对我大加表扬，说老师不会的题我都会了。
那时，我们班的数学成绩很好，远远领先其他两个班。在全校组织的数学竞赛中，前三名都是我们班的。我有一道列方程题，答案是算对了，可我在列式子时，把半个括号写错了位置，结果一分也没有得到，考了八十几分。虽然我仍然是第一名，远远高出第二名，但是刘老师还是十分替我惋惜惋惜，一再教育我以后一定要细心。
刘老师对的要求很严，他规定我，数学考到九十五分以上才算及格，其他同学六十分及格。
一次，吃饭不合适，我在自习课上吐了，他让我到他的宿舍，漱口、洗脸，清除污物。又一次，他还跟我的二哥狠狠的吵了一架。那时我的二哥也在学校里当老师。秋天，家里的农活比较多，一天下午，他不让我上学了，非让我回家和他一起刨烟秸，刘老师不同意，两个人就吵了起来。
初二上半学期，刘老师因为家庭负担重，当时的民办教师待遇又太低，就辞职不干了。之后，就很少见到他。后来，一直在外上学工作，没有见到过他。几年前回老家时，听别人说他已经去世了，还不到六十岁，令我很伤感。
有趣的是，到了初三的下半学期，上面忽然通知说，中考要考英语。我们那时没有学英语，当地会英语的人很少，学校就把刘培文老师的父亲请来了。他父亲叫刘美然，一个标准的农村老头，很和气。上第一节课，花了一节课的时间用花体把英语二十六个字母的大小写写在黑板上，让我们照着写。我们比着葫芦画瓢也画不像，当时觉得英语好难啊。
钱永钦老师
钱老师是我们初三时的语文老师，班主任。他本来是小学教师，转正后教初中。钱老师中等身材，微胖，皮肤黑红，一脸麻子。他上课很严厉，讲课的声音有些尖利刺耳，声音很大。说实话，一开始我并不喜欢上他的语文课，主要原因就是不太喜欢他那种尖利的声音。
有一段时间，他也带我们的历史课。他讲历史课比较特别，不按课本，站在那儿，像讲故事一样，讲刘秀、刘盆子。那时候不知道他讲的是历史还是演义。但是，同学们都很喜欢听。他一节课讲一节，一学期下来，我们的历史课本只讲了一小部分。
那时，我是语文课代表，有一次，写完作文后的第二天。钱老师一改往日的严肃，笑嘻嘻地走进教室对我们说：“过几天我给你们推荐一篇好作文”。我们都很新奇，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好作文。可是，过了几天，钱老师也没有给我们推荐。有一天上午，拿作业时我就问：“老师，你给我们推荐的作文呢？”
他笑了笑说：“不要急。”
下午，第四节自习课。老师拿着一本学生作文本，满脸笑容地走进教室。他走到教室后面，把黑板报的内容擦掉，然后，就开始在黑板上抄作文。
老师抄完《在雷锋精神的鼓舞下》题目，我就知道那是我写的作文，我的心在“噗噗”直跳，同学们也不时扭过头去观看。老师用正楷一笔一划地写着，我的文章尽管不长，也就有五、六百字，在黑板上已经是密密麻麻的快一黑板了。老师抄了整整一节课还没有抄完。下课了，同学们围在老师的身边，“叽叽喳喳”地读我的文章，我心里十分高兴。但看着老师仍然弯腰伏在那儿，一字一字地抄着，汗水布满了他脸上的坑坑洼洼，我的心里又十分感动，不知说什么才好。
下课已经很长时间了，钱老师才把我的作文抄完，他慢慢站直了腰，向后退了几步，从头到尾细细地读了一遍，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拍了拍手上的粉笔末，对围观的同学们说：“你们认真读读，好好学习一下。以后，谁写的作文好，我还会抄的。”说完，满意地走了。
那时，我们每周还有一下午的劳动课。上劳动课时，钱老师总是带着大家干。有一次脱墼，我们都不会干，脱墼的活儿主要是钱老师干的。
刘继业老师
我的高中是在昌乐一中就读的。昌乐一中是一所老牌重点高中，教过我的老师不下二十位，但是，印象深刻的却不多。
刘继业老师是我高一的语文老师，三十多岁，身材很高，皮肤较黑，脸上坑坑洼洼，寸头，两眼很大，牙齿很白。
第一次作文，我的作文就被老师当范文在班上读。
过了不久，学完《邹忌谏齐王纳谏》，老师让我们到黑板上听写翻译，我们几个做的都不错。刘老师很满意，笑着点头说：“不错不错，只要你们这样好好学，将来会有出息的。”
可是，到了期中考试，我们班的语文成绩并不好，他又说：“你们这些人啊，完了。”
有一次，他大约是喝酒了，满脸通红走进教室，他并没有讲课，开始给我们背唐诗宋词，并把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默写在黑板上，令我们既惊讶又赞叹。那时的农村孩子，对唐诗宋词知道的很少，故而对刘老师很是佩服。刘老师的醉课，引起了我对唐诗宋词的兴趣。
有一次教师例会时间，我们正在自习，刘老师笑嘻嘻地进来了，见学生们用疑惑的眼睛看他，就说：“例会，没意思、没意思，还不如自己读点书写点东西。我刚写了一篇散文，读给你们听听。”
说完，他就开始读他写的文章。
教了我们一年，刘老师就到四中去了。
郑书华老师
郑老师一开始担任三班的班主任带语文课。高二分文理科，把三班分了，学校安排他做我们五班的班主任。郑老师对此很是有意见，放话说，说什么也不做我们的班主任。不过胳膊拧不过大腿，后来还是做了我们的班主任。
郑老师身材不高，浓眉大眼，嘴边有两道深深的皱纹，三十五岁左右，不过看起来显老。
郑老师上课说话前，总是先耸起肩膀，长长地“嗯”一声，然后再开始讲课。
郑老师的板书很有意思，细细的粉笔痕迹组成的字，像火柴棒拼成的，有些呆板。讲课也不算出色，像他的人一样，有些呆板。
我的几次作文很受他赞赏，一次，我在作文时写了篇小说，也被他当范文在课堂上读了，引起同学们的阵阵笑声。
学校里组织作文竞赛，他要我把写在周记里的一篇小说抄好参赛，我得了个全校二等奖。
高考时，我报了山东矿院，拿录取通知书，郑老师有些遗憾，说我报的太低了。说真的，我是一个农村孩子，视力又有严重问题，很多学校受限，能上大学就不错了，我倒并不太在意。
上大学后，郑老师曾写信让我给学弟学妹们介绍学习经验，我就写了一些如何读书作文之类的话，郑老师说我写得很好。
后来，郑老师为了家属转户口，到胜利油田去了。
陈子荫教授
我认为在大学里教过我的老师中，陈子荫教授是最认真的了。
八十年代中期，大学里的教授还比较少。我们系里就只有四个副教授。虽然这四个副教授名义上都给我们上过课，但是那几位教授基本上是只顶着名字，有助教上课。只有陈子荫教授的《弹性理论》，自始至终是他自己讲完的。
陈子荫教授在力学方面造诣很深，在力学界也比较有名气，是全国力学协会理事。我们的系主任（也是一副教授）说，我们系的岩石力学是庙小和尚大，就是说陈子荫教授。
陈教授已经接近六十岁了，身材矮小，精瘦，满头白发，声音洪亮，底气很足。
《弹性力学》是我们所学力学中最难的一门课程，用到的数学知识特别多。本来是研究生的课程，让我们本科生来学，不少同学学起来很吃力。还好，《弹性力学》是选修课程，学了不长时间，不少同学就撤了。
不过，陈教授的讲课并不因此而受影响，每节课的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每节课都写几黑板的算式，把推理过程写得清清楚楚，一点也不马虎。
有一次，课讲完的比较的早，离下课还有十几分钟，有的同学就提议说，剩下的时间休息一下吧。
陈教授说不行，十几分钟太重要了，可不能浪费。说完又开始讲新课。
陈教授对学习要求的很严，考试题目出的也很严，好多同学都没有通过考试。
前段时间读到一篇报道，山东科技大学学报上记念陈子荫教授的。陈教授家庭并不富裕，但在病逝前，他拿出家里积攒的四万多元钱，捐给学校，作为贫困学生的救济金。
俞文英老师
大一时，因为对一些课不感兴趣，逃课比较多，有几门课挂了红灯。
大二时，我们换了班主任，一位五十多岁的姓俞的女老师成了我们的班主任。一天上午，我和几个同学被叫到了俞老师的办公室里，俞老师满脸笑容的一个个询问我们的情况。问到我时，我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其他的几个同学就抢着对老师说我的英语很好，说我把主要精力都用在学英语上了。并说，我随身都带着英语书。俞老师听了很高兴，想多了解一些我的情况，但是，我对被老师叫去谈话这件事本身就十分反感，对老师的问话也没有认真回答，一幅吊儿郎当、满不在乎的样子。俞老师十分生气，一改满脸的笑容，变得严肃起来。我现在已记不起俞老师当时说什么了。我离开了老师的办公室，整个上午都在痛苦地思索着，只想的头疼如裂。中午碰到俞老师，俞老师一脸冰霜，我也没有和她打招呼。下午，我还是翻来覆去地思考着一些问题，我该怎么办？我今后的路应该怎么走？我找不到答案，脑袋胀得更疼了。我无心上课，下了第三节课，我再三犹豫，我是不是真地走错了路，是不是真的需要人帮助，尤其是心理方面的帮助。最后我鼓起勇气，来到了俞老师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只有俞老师一个人，她看我进去，很高兴。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俞老师，说完了，我心里感到轻松多了，脑袋也不那么胀痛了。俞老师对我进行了一些鼓励，说相信我能够学好。
俞老师不仅经常找我谈心，还对我生活上十分照顾，教我如何处理一些日常事物等，很多事都替我考虑到，帮我解除了不少思想负担。
我开始把主要精力用在学习上了，以后的各种考试我都顺利过关了，并且在《弹性理论》的考试中（《弹性理论》是我们专业最难学的一门课程），我是我们系那一级唯一一个在未提分前通过考试的。我还自学了一部分《塑性力学》、《粘性力学》等。
大学毕业后的几年里，我还经常去俞老师家。后来，俞老师和丈夫一起去美国定居了。前年，在网上看到俞老师的女儿为其父亲杜老师的书《忆往事》写的序，才知道杜老师已经去世了，不知道俞老师现在咋样了？
壹点号林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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