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的商人不被重视
农、工、商四个阶层的划分出自春秋时期。齐国的国相管仲主张把国民分成士、农、工、商四个阶层，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也就是所谓的“四民分业”。“四民分业”表面上看是对殷周古制的继承，其实却有很大的差别。最根本的不同在于：把“工商”与“士农”并列，同视为“国之石民”。所以管仲在对士农工商阶级划分之初，并未存心分出优劣贵贱之分。
说得容易，做起来却绝顶难。在管仲之前，周朝的建国者们在反思商朝灭亡的教训时就坚定地认为：殷商所以灭亡，就是因为民众热衷工商而荒芜了农业，于是民心浮躁，国基难稳。统治者转而推行鄙视工商的重农政策。在周制当中，工商业者的地位非常低贱，“百工”常与处于奴隶地位的臣妾（男女奴隶）并列。
管仲之后的历朝历代，由于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将人民限制在一片固定的土地上，既便于推行赋税，战时便于征兵，还有一点：给各种资本的掠夺提供了极其快捷的通道。因而，“重农抑商”成了不可动摇的原则，顺便也打击掉了商人们聚集的财富招进来的政治势力，一举多得。
谁不感叹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辉煌荣耀。
谁又真正知道，这样的光宗耀祖，给我们的身上带来多少无形的枷锁。
如今从商越来越需要有想法，有责任，现在商人变成了企业家、银行家、金融家，其实是对几千年来中华文明的全面颠覆。
我们身边每一个正直可爱的商人，都值得被珍惜
那时候我还在南国的深圳。一年四季的湿润和燥热，曾温暖度过无数人的心，也曾伤透了无数人追梦的灵魂。
商业的快速运转，成了整个城市围绕高速旋转的轴心。遍地是钱，寸土寸金，却让多少人的发财梦一夜之间支离破碎。
而在这些宏大的金钱梦想之中，有一部分人，常常遭到唾弃。他们是路边挑着扁担的老奶奶，说着蹩脚难懂的普通话顶着烈日出售两筐新鲜的枇杷；天桥上昼伏夜出兜售五块钱一张盗版DVD的小伙子；夜市边角因为租不起摊位，只能在马路牙子上摆出一袋花生或者一袋玉米的阿姨；没有任何进货成本无所生计的阿叔在公园门口靠着一手粉笔画手艺挣一份快餐吃，暗夜里匆匆咽下几口简单的饭食又赶紧招呼下一位想看画的客人。
我曾是他们这个群体的观者，也是顾客。
小区铁树丛边上那个老奶奶扁担里的货，从自家灌制的广式香肠，到她在村里挨家挨户收购的土鸡蛋，到几个卖相不好看却极甜的杨桃、沾着泥巴和露水的脏兮兮的红薯，再到我离开深圳前的最后一捆红菜苔，我都买过。
她听不懂我的京味儿普通话，我也不懂她的方言，两个讲着各自语言的人，靠着手势比划，完成了许许多多交易。每回看着她粗糙干裂的双手递过足斤足两的食材，我的心里，温暖得很踏实。加班的日子里，回家很晚，远远地看着她瘦小干巴的身影还在铁树丛旁坚守着最后几个没卖出去的鸡蛋或是两捆青菜，那份执着、那份倔强，至今还时时鼓舞着我脆弱柔软的内心。
有一次，眼见着城管来驱赶，她不堪重负，越走越慢，就要逃不掉，我一把将她拉进自己居住的单元楼，电梯里，她紧紧攥着我的手，大气儿也不敢出。到了我的公寓门口，她执意不肯进屋，看那意思，是嫌弃自己一身露水一身泥的衣裤。我不再勉强，也席地而坐，两个人就在狭窄的公寓走廊上做起了买卖。那天，我一边拍手让走廊上的感应灯常亮，一边品尝到了毕生第一个不酸的大山里长出来的猕猴桃。
一点儿都不酸，真的。
我离开深圳的那个早晨，因为寒潮的关系，不多见的凛冽。
怀里抱着我家狗，拖着行李，在路边等朋友的车来接的时候，铁树丛旁那个瘦小的身影，站起来，不停地挥手，直到我上了车，那个倔强的身影离我越来越远，直到再也看不见。
还记得那天，我没掉泪。
但我的心里，一片潮湿。
我的老邻居们，如果你们看到了这篇文字，请你们代替我，去找老奶奶买一袋鸡蛋或者红薯，可好？
我离开深圳那天，存在心里的眼泪，到前几天看到了一则新闻，便开了闸。
一位从青海千里迢迢运送土豆到深圳的大爷，到了地方才知道原来谈妥的土豆生意，不过是一桩骗局。大爷无奈，只得在路边抹着泪兜售那样一大车土豆，满脸的愁苦。而无意知道了内情的附近的居民，不管需不需要，都来买上一袋土豆，并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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