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艺三大怪之一,曾为新中国设计国徽

张仃(-),辽宁黑山人,画家、教育家、设计师,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的设计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提议者之一。

4岁启蒙,鲁艺“三大怪”之一

年7月7日,张仃出生于辽宁黑山。4岁即在家中大门上用彩色粉笔画《出丧图》,5岁开始临摹父亲带回的《芥子园画谱》《点石斋画谱》,舅舅算命摊上打洋伞、穿洋裙的“鼠小姐”造型是他设计创作的最初萌芽。

年,抗日艺术队出发前合影于西安,后排左五为张仃

年,15岁的张仃考入北平私立美术专科学校。同年,日本占领热河,父亲失业。这时,张仃发现鲁迅的文学作品比绘画有震慑力,便以漫画、宣传画这种“出手快、犀利鲜明”的艺术形式作武器,到东北军前线宣传抗日。

《到敌人后方去》漫画

37×29.7CM年

期间,他创作的宣传画《打回老家去》用白山黑水和大豆高粱,呼应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这一深入人心的歌曲主题,成为整个抗战时期最具思想深度和代表性的美术作品。那一年,他刚满20岁。

张仃设计的延安鲁迅研究会会徽

年秋,张仃进入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任教。初到延安时,21岁的张仃脚蹬马靴,身穿吊带裤,被看成是“异类”。他大讲毕加索、凡高、印象派,为延安文艺界人士画的漫画肖像被批判成“丑化革命同志”,他本人也因个性独特而被列为延安鲁艺“三大怪”之一。

低调行事,设计新中国国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年,新中国即将宣告成立,由于没有国旗、国徽和国歌。7月,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公开发布《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经过甄选,最终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成立了两个小组,一个是中央美术学院小组:张仃、张光宇、周令钊、钟灵等。另一个是清华大学小组: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李宗津、朱畅中、高庄等。

政协会徽

当两组方案放在一起比较时,风格大相径庭。中央美术学院组设计出来的国徽方案以天安门为中心,张仃在《国徽应征图案设计含义》中阐述道:天安门是富有革命历史意义的代表性建筑物,是我国五千年文化伟大、坚强的象征。梁思成小组的国徽核心内容是一块玉璧,设计理念为:玉璧含指祖国统一,完璧归赵。与此同时,林徽因诚恳地列举了她参考的其他国家的国徽为例,认为一个国家的国徽不应该放进去建筑物,尤其是帝王象征的天安门。

在激烈的争论后,毛主席出来定夺:天安门不应视为封建的象征,应该视为民主的象征、革命的象征放进国徽去。设计的构想采用了美院组后,周恩来让清华组来完善国徽的设计。应当说,张仃是国徽的创意者,而林徽因等则为其最终完善者。若干年后,在究竟是谁设计了国徽的问题上,出现了不少争论,总有人来向张仃询问,他向来不愿意争什么名分,一直强调国徽的完成是集体的智慧。

担任设计师,为国人挣足面子

张仃

新中国成立后,张仃担任了一系列国家大型国际博览会和专题展览会的总体设计师,在国际交流中,为中国人挣足了面子。

年莱比锡国际博览会中国馆纪念邮票

年,德国莱比锡举办国际博览会,张仃出任中国馆的总设计师。熟悉他的人知道他偏爱黑色,就向设计组交代:绝对不许张仃用黑色,我们是共产党,是新中国。然而张仃丝毫不理会这一套,除了别具匠心地将天安门、中国园林长廊形式融入展览之外,他还将张萱的《捣练图》放大,以金线刻在黑色大理石上,作为丝绸展厅的大背景。有人不同意,但张仃坚持己见,如果不同意他的方案,他这个总设计师就不做了。

张萱《捣练图》局部

张仃的设计最终得到周总理的首肯,当这面蕴涵着东方意境的黑色大理石墙呈现出来时,欧洲人纷纷为之惊叹。

拜访毕加索,促进艺术交流

在巴黎筹备展馆时,张仃得知中央要派文化代表团访问法国,他立即建议代表团在法期间一定要拜访毕加索。他深知毕加索在西方的巨大影响,同时也是法国共产党的党员,这正是展现国家形象的一次良机。

《巴黎组画-唱诗班》中国画

70X47CM年

在张仃的促成下,代表团来到法国的南部会见了毕加索。张仃回忆说:“毕加索的家是海边的一所别墅,我们到达的时候,毕加索刚睡起午觉,穿着短裤、背心从楼上走下来热情地欢迎我们。原以为他的工作室一定很豪华,因为当时他已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画家,一张作品值几十万美元,但没想到他的工作室里除了画作是新的,几乎一切陈设全是破旧的,墙上灰迹斑驳,沙发已经露出了弹簧。可是毕加索好像熟视无睹,墙上、地上到处都是他的画作。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翻译水平所限,双方无法进行充分交流。”

一九五六年张仃与毕加索合影

张仃还与毕加索有过一张珍贵的合影,他解释道:“我在中国人里算比较矮的,我俩站在一起个头相当,他在身高普遍比较高的欧洲人里,实在是太矮了。”据悉,张仃曾建议毕加索做中国的荣誉公民,邀请他到中国看看。对此,毕加索思索了一会儿回答说:“中国太好了,但是年纪太大了,怕到了中国后,(艺术)又有一个大变化,自己会受不了。”

《齐白石画集》,荣宝斋新记木板水印,年

张仃在拜会之前就知道毕加索非常钟情于非洲等地的民间艺术,所以就准备了木版水印的《齐白石画集》,送给毕加索作为礼物。代表团拜访毕加索不久后,张大千也前来拜访。毕加索一边向张大千展示自己临摹的齐白石的兰花,一边说:“我最不懂的,就是中国人为什么要跑到巴黎来学艺术,实际上真正的艺术在东方。”这段话后来成为广为世人引用的名言。

张仃设计的《辛酉鸡年邮票》

年,当毕加索的原作在中国展出时,一本名为《新观察》的知名杂志邀请张仃谈谈毕加索。张仃说:“我一直不愿意谈论毕加索,并不是因为压力。毕加索的艺术有无限意味,而语言是有限的,难以表达我对毕加索的热爱。但现在有很多人在反对毕加索,我不由得说,不懂毕加索的艺术,正如一些只精于加减乘除的人,无法进入更高的数学境界,就说爱因斯坦和数学无关。”

重视民间艺人,奠定艺术基础

张仃上世纪五十年代创作的中国画《紫砂艺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提供

20世纪50年代末,张仃被调离中央美术学院,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第一副院长。他将泥人张、面人汤、皮影路等民间艺人请到学院,为他们成立工作室,传授技艺,研究总结他们的传统经验。又吸取西方现代艺术设计的教育精华,为新中国的艺术设计奠定了基础。

《女民兵》中国画

41×57CM20世纪60年代

民族传统与西方现代艺术相结合的艺术主张,让学院师生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北京十大建筑与国庆等重大活动的艺术设计中展露了锋芒,也引领着张仃在云南采风后创作了《女民兵》、《洱海渔家》等近幅水墨重彩装饰绘画,大胆的变形、绚丽的色彩、独特的造型语言顿时引起了美术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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