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杨浦七梦”的教育板块中，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潘霁，收集并展出了杨浦教育空间变迁的实物与口述，以及曾经或现在生活于此的人们的“个人记忆”。
为了让相应的研究和讨论能有效地发展下去，10月20日下午14：00，在原烟草仓库绿之丘二楼的杨浦七梦展区，一场贯穿复旦校园历史的座谈会，在几代复旦人之间展开。
潘霁给出的命题是——试图回答高校集中的杨浦，在商品化大潮中所经历的变迁，以及对应空间的变化如何改变高校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和交往，并立体呈现杨浦城市变化和教育空间转型之间的关联。
不过，几位在复旦村庄长大的老师，认为这个问题过于宏大。个人的生活经验，与校园中的所谓传统又有什么关系呢？但正如梁捷所说，后来的民间校训“自由而无用”，之所以能够在复旦风靡，焉知不是源于这片土壤传袭了老先生的气质？而现在的年轻人，又从哪里能够追寻到过去的故事呢？
与会者在“教育”展位聊天。杨浦七梦志愿者郁瑾图
邵京（复旦子弟，复旦新闻学院教师）：
记得家里有张五十年代的家具清单。整套是八元多钱。有一个双人床、一个单人床，都是棕绷垫子的。还有一个台子。好像这样的方凳有四个。还有两个窄窄的架床用长凳，有五块板，板的长度和厚度一样，但软韧度不一样，有一块板很软。所以印象很深刻。我医院，那个房子到现在都没动过。
这个橱还有故事。当时复旦的副教授才能拿到一张家具票。木工房每次做出来十几二十个，发到每个院系。一个系里拿到一两张票子，先到的人先挑。这个橱后面写着“化学系”几个字，可能是化学系某个老师挑的。
这个橱是一批一批加工出来的。有的时候做得颜色有深浅。我们去的时候就剩了大概两个。
张业新（复旦子弟，作家，医生）：
后来定价是72块是吧？我老婆记得是72块。我跟她一起去买的。
邵京：
我记得好像80块。当时我们用黄鱼车推回来，家里兴奋得不得了。
张业新：
什么时候买的都忘了。反正我们家买了两个。
与会者进入茶话区。杨浦七梦志愿者郁瑾图
沈倩芸（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我应该是这里来复旦时间最短的。之前在北京念书，年9月才到复旦来，跟着潘老师做这个展览。
我发现，之前的复旦这片教育空间和现在有着很根本的差异。我这次采访了一个级的专硕同学，他们在复旦是没有宿舍的。和我们相比，他对复旦这片教育空间的归属感可能就会差得比较多。对此，也想和老师再进行一下探讨。
朱云依（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我是朱云依，是级的复旦本科生，本科在经济学院读，研究生到了新闻学院。今天也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想了解杨浦教育空间的变迁。之前和潘霁老师做这个项目时感受到，在复旦这短短几年，只是窥见了这块地方的一个侧面。非常期待接下来和各位老师的交流。
40年前，复旦大学的学生宿舍。张小鹰图
叙旧
张业新：
大家好，我叫张业新。我从小生在、长在复旦这个环境当中。医院，从事检验医学专业。退休以后没有什么事干，然后北宏哥——李老师，鼓励我写一些回忆性的东西，就写了一些东西。
李北宏（复旦子弟，资深媒体人）：
我今天来是有点突然的。昨天晚上8点钟，有朋友打电话给我。他讲，他今天要去旅行，不能来参加这个会议，请我参加。我说，什么会议？他说，这个“杨浦七梦”活动的组织者之一叫邵京，是我们同学邵大江的妹妹。邵大江跟我是同学，小学同学。我说，太突然了，比较勉强。他说，你还是去一下，我已经答应别人了，不然不好意思。
我呢，退休也多年了。一般会议我不参加，尤其是官方会议。他说是民间的，一个“杨浦七梦”活动。他给我介绍，这个梦还是蛮有意思的，都是年轻人在搞。我说，我就代你去一下，他说不是代，你就去。
不多久，邵京就联系我了。邵京的父亲我是知道的。她父亲邵嘉陵，复旦北碚时期就在了。我父亲当副教授时，她父亲在念书。年9月14日，我们家从北碚复员回上海，住在嘉陵村D区9号楼上。她父亲那时已经毕业，留校工作了。我记得是年毕业的。
她父亲一家是比较惨的。年被打成右派，蒙冤数十年，后来才平反，享受离休待遇。她父亲很革命。早年投奔延安，采访了许多中共要人，董必武、张奚若等一些高干，国民党的高干也采访过。他在这方面，对中国新闻的贡献还是有的。我也是蛮敬重的。虽然他年纪比我父亲要小一辈，但他在复旦还是有影响的。他曾经是陈望道的学生，又是赵敏恒的学生。
赵敏恒家和我家是老朋友。赵敏恒先生是美国密苏里大学硕士毕业生，发表过很多篇有影响的文章。赵家和我家比较有渊源，前几年我专门访问了赵敏恒的儿子。赵敏恒儿子住在第七宿舍。他在上海轻工业学院，后来学院并到交大，他是艺术系系主任，很有才华。
赵敏恒这一家是相当惨的。他的太太谢兰郁是个女活动家。年代，她就和中共有联系，和周恩来的夫人是朋友，和蒋介石的夫人也是朋友，在国共两党间游刃有余，是很有影响的一个女活动家。后来，她被打成右派，年代初平反。我对他们家也是很有好感，所以写了一篇文章登在《世纪杂志》上。
通过这些，我就感觉到，复旦大学新闻系是很有底蕴的。解放之初，新闻系曾经要被关掉。之前中国有很多新闻系，最后剩两家，一家是中国人大，一家是复旦。上海只有复旦有。复旦新闻系确实培养了不少青年才俊。
我觉得教育领的这个题目是不错的。但这七个概念不在一个平面，有教育、工人。知识分子不是工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四人帮粉碎以后确定的。
复旦大学光华楼下草坪，年1月。澎湃新闻记者周平浪图
我们不管它了。就教育来看，我觉得蛮有意思。这个题目既好做又不好做。
我开个引子吧，说我的家庭出身。我父亲教了一辈子书，文化大革命被抄家，家里被整，上山下乡当农民，当了十年。几次表现比较好被送上来，都是不能被接纳，一次一次被刷掉。
幸好四人帮被粉碎，邓小平果断恢复了高考。我有幸年考进了大学。也不容易。我是初中毕业生，应该讲，书念得很少。我们这一届大学生，基本都是老三届，他们很厉害的。我们确实跟高中生有差距。
毕业以后，因为我当时在学校表现还可以，被分配到上海市教委，但分配的部门不好。复旦子弟不是当官的料。分我在人事处，我待了半年，打报告要求退出，因为我不适合搞这个工作。
后来，我到了上海教育报刊总社，一做做了几十年。所以你们搞这个“教育”，我觉得和我还比较契合。上海教育报刊总社，上海市教委的直属机构，现在有职工多个。因为归上海市教委管辖，发行各方面还是比较通畅。
退休以后，我就在一家民营的报刊杂志工作，到现在也干了七八年。今年9月我就不干了。小邵通知我来开这个会议，我想跟年轻人接触还是好的，能够取得进步。
听说潘霁老师生长在复旦大学附近。复旦的文化根深蒂固，对周边的影响辐射相当厉害。所以我觉得，潘霁老师搞这个工作不错的。问题是怎么搞。
沙龙应该口无遮拦，大家畅所欲言，对吧？我想先说这么几句。
40年前，复旦大学学生第一食堂。张小鹰图
梁捷（复旦毕业生，执教于上海财经大学）：
我不是出生在复旦附近，但读书一直在复旦。我是年进复旦，在经济学院读书，本科毕业，后来在外面混了几年，又回到复旦读研究生、读博士，我的学位都是在复旦拿的。年毕业以后，我又到国外待了几年。年底，我回到上海，工作在复旦旁边，和复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进复旦是90年代末，比几位老师晚了很多辈。刚才谈到的一些人，还是对我有一些熏陶。但我自己十来年里，也感受到，复旦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本来是海报栏的地方，现在变成双子楼。双子楼年校庆以前是没有的。整个大学也有很大的变化：无论老师的结构也好，学生的结构也好，整个学校和市场的关系，其实都在变化。
我不是研究这个的，但在复旦读书这些年，还是有比较强的一些感受。
我现在当老师，在做教育工作。我的年龄处于这几位老师和几位同学之间，也许是承上启下。上面的东西多少知道一些，可能也是一知半解。下面的年轻人的情况稍微知道一些，但和年轻人也不一样。我就来参与一下，学习一下。
李凌燕（同济大学教师）：
我叫李凌燕，是同济大学的。
李北宏：
复旦和同济同一个校区。我父亲抗战胜利以后，年做复旦大学副教授，同济大学教授。在同济大学做德文系教授，复旦大学英文系副教授。
李凌燕：
所有的梦都是集中的蓝本。我是建筑学院出来的，一直是做物理空间的，对传媒特别感兴趣，毕业以后在同济的艺术传媒学院，做城市跟媒体交叉的这一块。
我是年到上海，一直在杨浦。所以，作为复旦周边的参照，我对同济周边空间的变化，可以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我也是承上启下，可以一起听听各位老师的理解，然后一起讨论以后或者未来。
邵京：
我也很高兴。首先非常感谢李北宏老师。我是想邀请我的老邻居、中文系的黄毅老师来参加的。黄毅老师说，向你推荐一个人。我说，是谁？他说，是复旦村庄的作者。我说，能吗，真的能请到吗？他说能啊。
张业新：
幸亏是你请。要是我请，我讲不清楚，他肯定不来。
邵京：
昨天我就说，黄毅你先同李老师去邀请，你一定要说，这个事情多少重要。接下来我一定要打个电话说。
我拨通以后，滔滔不绝地向李老师介绍我。李老师说，你还记得吗，你还记得李北宏么？我突然想，李北宏这个名字，是很熟悉的。但要和记忆对起来。我马上想到，是第一宿舍右手边；我又想到她妈妈，想到李老师是什么样。
后来他说，发一张照片。我一看，跟我的记忆非常吻合。那是年代，我们住在第一宿舍的时候。
40年前，复旦大学第三教学楼。张小鹰图
我是复旦新闻学院的邵京，在新闻学院工作时间比较长。说起来也很有故事。当时要高考，家里突然遇到一个新情况。我当时在上海郊区插队，插队以后，抽上来在当地小学、中学工作，是农村的民办中学教师。但户口没有动。除了高考之外，我还有一个选择是，顶替我的母亲进入复旦。当时有一个指标，要消灭农村户口。复旦大学教职员工接到通知，好像还有两个教职员工没有解决问题。
那时年，我父亲已经平反了。家里也希望有一个人回到身边，照顾父母，另外希望复旦有人来接班。我母亲是在新闻系做行政工作。
我思考了一个晚上，放弃高考，来顶替我妈妈。到现在，呆在新闻系40年。虽然我已经退休了，但还没离开岗位，前面做办公室工作，后面开始做培训，最近三年开始回头做校友联络工作。
今年是复旦新闻学院90周年院庆。最近特别忙。我们11月2日在正大体育馆举办约有多人参与的院庆大会。我要负责一千多位系友的联系，我们找到的最老的系友是年的，一直到年刚毕业的系友，大家要返校。这个联络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
我本来跟潘老师说，今天可能来不了。昨天在办公室又加班。突然来了一个通知，进博会调休，原来定的11月2号大会，面临要重新决定。昨天征求了很多系友意见，看起来不大可能改变。上海一些系友可能受影响，因为2号正常上班，尤其是机关事业单位，涉及进博会预演。我们估计，可能有四五百个上海的系友没法参加院庆大会。
我估计，还要维持原来院庆的时间。因为各地甚至国外的系友，飞机票都订好了，上海住宿都安排好了。而且，11月2号整天有活动，除了院庆大会，还有王中铜像揭幕仪式。王中女儿今天出发了。
医院值班。谢谢李老师刚才那么提到我的父亲。实际上，我们在很多场合都不提。父母亲很早以前跟我们子女说，父母亲的过去是父母亲的，不说好坏，所有子女都以自己努力争取收获。所以，我们很少会有一个场合讲到我的父亲或母亲什么样。今天李老师说起来这个，我也很感动。
我父亲是41级复旦新闻系的学生，当时作为东北抗日青年，穿着草鞋，非常艰难地走到重庆北碚读书。读书期间遇到望道老（陈望道）。望道老是系主任，我爸爸是非常激情的一个青年，长途跋涉，放弃了原来的环境和条件。到了那里，受到非常震撼的、改变人生的影响，在重庆非常积极地参加了复旦新闻的活动，是一个蛮积极的学生会干部。
年毕业之后，我父亲留在重庆。当时国共两党内战，他参加了很多报道工作。因为当时受到国民党追踪，我父亲得到指示，年初，悄悄离开那里，回到家里接我母亲到解放区。之前，我父亲和我母亲分别了八年。
这样，我父亲解放前就在解放区工作。后来到了北京。年底，从北京的《工人日报》调到复旦大学。
杨浦七梦展览筹备时，展位上的旧书橱，由邵京出借展出。澎湃新闻记者王昀图
那两个旧家具，是年时，复旦宿舍给教职员工的标配。复旦大学在年代条件还是很差的，但对教职员工、学生尽可能安排。每一位的家中都有标配，甚至比我们现在家庭的家具数量都不少。虽然按现在的标准比较简陋，但非常值得纪念。
老先生现在已经岁了。11年前，他进到护理院的时候，我们决定，不到他百年，家里任何东西不能动。回想年代至今，有几次大装修，家里改善了条件，换了衣橱柜子，但原来复旦这几样东西坚决不能动。就为了那几个字，也为了年来了之后，复旦给予的记忆。
当时我们来了以后是住一幢楼的，46号。能找到北宏，就因为我们是邻居。后面还有很多故事，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跟李老师一起坐聊。我们的好朋友也是，这个是我哥哥的同学，这个是我妹妹的同学，都是在复旦的村子里。
我父母亲住在复旦的宿舍。复旦老师的条件不断改善，我们从这个宿舍搬到那个宿舍，从那个宿舍又搬到另一个宿舍。当然，房子在扩大。当时的宿舍，一室户、两室户、三室户的概念，和现在没法比。一室户三十几平方，还有大一室半，还有两室户，45平方是两室户，三室户是65平方。我们喻衡教授住的三室户，小厨房大概只有1.5个平方。
我后来到了复旦工作，也是第八宿舍。先住集体宿舍，再住单身职工的第八宿舍，结婚分到第七宿舍一室户，后来又搬到第二宿舍。我觉得，复旦的一半宿舍我都住过。
张业新：
你妹妹还住过国定路那个宿舍。
邵京：
是的，学生宿舍。
我在做校友联络工作，潘霁老师非常热心。潘霁老师虽然到学院时间不长，但毕竟在我们这读的博士，然后回到新闻学院工作。我觉得他研究的氛围做得比较好。
他经常向我打听一些系友的情况。他突然间讲到这个事，我说好啊，复旦宿舍有很多人，熟悉的、能写文章的人很多。正好一篇你的（指张业新）文章出来了。还有张国伟先生，之前他有一些文章。我立刻介绍了这两位。潘老师说好好好，由此讲起来，搞这么一个展览。后来我就说，他本来想跟您（指张业新）借书橱。
张业新：
对的。但我那儿东西堆得太多。
邵京：
家里钥匙不在我手上。我说，帮你想办法看看。潘老师真是不得了，他就盯着，跑了没有，行了没有，能看没有，就连着盯着我。直到国庆节，我拿到这个钥匙——因为我弟弟邵杭带到广州去了，我就叫他快递寄过来，先去看一看，果然还有这两个凳子。
这个房间十多年没人住，很多东西都清理掉了，就带有复旦标记的、编号的这两个凳子还在。包括桌子也是。很遗憾，桌面已经爆皮了，贴了一层膜，旁边复旦转让的字样没有了。
我就说，书橱的故事可以写一写。我记得，当时去搬，因为已经在复旦工作了，还借了个黄鱼车。去的时候还剩两个橱，我们在两个橱里，再挑的这一个。因为先到先拿。去的人总是有个心理，要拉一下玻璃。虽然按照现在的标准，木工房做得蛮粗糙的，但那个木料选择还是蛮好的。它特别重，虽然不是红木，你去搬搬看，一个人还拖不动。
凳子腿上有复旦印记。施佳宇图
张业新：
那时木工房在相辉堂后面。后面原来是一条河，河的拐弯角有一个高起来的地方。我去的时候，碰到谢希德校长，她也在那里买这个橱。我跟我老婆两个人去弄的。后来，木工房不光做这个橱，还做顶橱、顶柜。我又买了两个顶柜。
邵京：
说到这个橱，那时我还是蛮骄傲的。因为我在办公室工作，这些事我都经历过。买橱不是每个人都能买的。另外还要排队。有的院系是抽签，抓阄。
张业新：
我怎么能买两个？
邵京：
可能学校某个人让给你家的。从我们家来说，真的就是父亲那里拿这个橱。我在新闻系那时还没资格。每一个系里，每一位老师拿着这张票子的时候，都是很兴奋的。
邵京家中的老书橱，背后有粉笔字。施佳宇图
我就想到橱后面那个字。化学系这个老师可能先看了，没有把它搬走。我们还说，上面写着字，是不是人家留着的？他说，这个不是，两个当中你可以搬走一个。学校印的券，我还有很有印象，刻了版，是油印的票子。
这次潘霁老师叫我来，我是思想没准备的。因为我一直没答应潘老师。我想，这两天挺忙。20号我已经排了时间，上午下午都有事情。直到昨天晚上，我看到澎湃报道出来，有我的大名，就必须要来。我立刻跟潘老师说，我还要立功，赶快去联系重量级的嘉宾、最有发言权的李老师。
李老师说自己记性好。我觉得他是善于观察，而且还有研究，另外，对复旦村庄里的人有感情。
从小是复旦子弟，也是蛮自豪的事。我们这边的人出去说话，经常被人问，你是部队大院的，还是学校老师的孩子？我们上海话说不好，而且被说洋泾浜。我们说的这一句话中，个别字音是上海话，但大部分是普通话。我们出去以后经常遇到这个问题。
李凌燕：
具有身份识别性。
邵京：
爸爸是部队的？还是高校老师啊？会知道可能是高校，一般中学老师还不这么说。
张业新：
复旦普通话跟周边的，比如说二军大的普通话不一样。复旦的老一辈老师上课讲的那个话，好像跟我们口音差不多。复旦普通话里还带一点苏北口音。复旦附中79届同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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